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却屡试不中。自二十七岁起，就弃绝科举帖括之学，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六年夏，以捐纳成为南京的国子监生，他本来已经不走科举仕途，看了丞相吴应熊的“招贤榜”，才果断来参加选拔。
招贤榜的中，可以看出，他对经、史、百家知识基础坚实，天人、礼乐、律数、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
方以智确实酷爱自然科学知识，自幼塾中诵读之余，即好穷物理，曾谓“不肖以智，有穷理极物之僻。”
更难能可贵的是，明清之季，西学东渐，方以智一面秉承家教，以《易》学传世，一面又广泛接触传教士，学习西学，在哲学和科学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在崇祯十四、十六年已分别开始写作《通雅》与《物理小识》。
吴应熊觉得方以智也是一个难得的通才，可以大用。
而且吴应熊知道，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人忠肝义胆，在历史上也都是抗清英雄，可以重用。不像有一些人，学识不错，但人品不行，晚节不保，比如钱谦益、侯方域等，这类人吴应熊是绝对不会选入相府的幕僚。
吴应熊在选拔中，不拘一格，凡是有一方面的特长的读书人，他都选入相府，比如王夫之，他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反对“生而知之”，在文中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
吴应熊尤其是看重王夫之的“人性论”，他在文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也就是说，好人也可以办坏事，坏人也会办好事。别看这只是认识论上的一小步，意义却很重大，因为中国人的思维，容易掉进一些概念的陷阱，认为人性总是好的。中国人总是期待出个圣人，挥一挥衣袖，告诉人们“天道”，提倡以德治国，这对几千年来的社会稳定功不可没。王夫之提出人性的好坏，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情景，这样就会让读书人摆脱那种非君子即小人，非黑即白的无意义争论。
此次选拔，吴应熊百里挑一，一共选了七十二人，定为新儒家的七十二贤人，在《新江南日报》上公布七十二贤人榜，以及他们的文章，宣布将他们纳入相府的幕僚团队。
夜深了，屋子里高高的火烛摇曳，柳如是得到新儒家七十二贤的名单，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陈子龙。
陈子龙的文章，也很不错，从明末的政治、军事、赋役等，谈到了农田、水利、学堂文化、典章制度等，并根据当时接触到的许多现实问题，表达了自己的主张，试图扭转“俗儒是古而非今，撷华而舍实”，不务实际的风气。他的文章“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了明朝两百几十年统治经验，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尤其是农事，尤所用心。因为徐光启谢世后，陈子龙从其次孙徐尔爵处得《农书》草稿数十卷，日夜抄录，慨然以富国化民之本在是，遂删其繁芜，补其缺略，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成了《农政全书》六十卷。
吴应熊在招贤榜中就陈子龙排在第十位，这让柳如是感慨不已，思绪万千。
陈子龙对柳如是来说，已然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从一朝相逢到一夕离散，爱过恨过痛过，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放手了，回不去了，柳如是不想再去触碰那份心中的永远的痛——陈子龙的妻子张氏大闹她闺房的场景历历在目，他的妻子张氏十分优秀，通诗文，工女红，且很会持家，倒不是那种因为爱吃干醋而反对陈子龙纳妾的人，相反她曾经替陈子龙纳了一个良家子，张氏反对柳如是的原因不外乎柳如是的身份，她是倡家女，自然不能入正经人家的门。
而其实在纳妾这方面，妻子的态度虽然重要，但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决定权，要是陈子龙非要纳柳如是为妾，也没人能阻挡，但陈子龙虽然他年轻时曾诗酒风流了一段时间，但是该去博取功时就会去，该抛下儿女私情时他也很毅然地抛下了。陈子龙并不是晏几道柳永那样的人，他的诗文依然是严正博雅的，他太珍惜羽毛，不允许自己身上有一点的污痕，也绝对不会为了柳如是奋不顾身。
“也罢，过去了的记忆，就让它永远过去，抓不住的感情，就让它随风飘逝！”柳如是算是看透了男人，尤其再次经历过钱谦益把她送到宫中这一段，她叹了一口气，心里暗自下决心：”今后，要嫁就嫁一个天下最有权势的男人，或者哪个男人也不依靠，只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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