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中百官看到汪直传阅的两份协定，《京都协定》和《汉城协定》，《京都协定》还好，毕竟之前的日本都很久不来大明朝贡，这次给他些教训，这对百官来说，无可厚非
最主要的是每年日本还将对大明朝贡十万两白银，并且割让了每年可以开采一百万两白银的银矿，这些进项可都是入大明国库，归属户部管理。
自从朱佑樘登基后，他将大明国库和内库完全分离，并且皇家将不在毫无节制地从国库内划来钱财进内库，今后内库也不会无休止补贴国库。
国库每年供养皇上赋税的百分之一，皇室将不再要求各地进行进供，宫内一切用度都需自行花钱采购，比如茶盐丝麻，还有食材等等，都是需要皇室自行花钱购买。
国库和内库彻底分开后，朝中再无大臣说皇室靡费巨大之言，而皇帝开商行的流言也随之减少，因为按照皇帝朱佑樘的诏令，弘治元年，国库拨款给皇室的是两百七十万银元，这在历年来大明诸位皇帝，可以说是最少的。
不仅如此，朱佑樘还规定今后皇室需要举办任何典礼，都只需皇室自费为之，若是国家举行典礼，才需从国库掏钱。
光典礼一项，便为国库减少两百万银元，所以说国库划拨给皇室的两百七十万银元，是远远不够皇室开销的，大臣看到皇帝为了大明竟然做到如此地步，一些不懂经济之道的大臣，纷纷赞扬皇帝朱佑樘纯良俭朴。
对于皇帝经商之事，百官也不在激烈反对，实在是国库拨给皇室的钱财不够皇室用度，皇室想办法弄点钱补贴家用，无可厚非，毕竟整个大明都是朱家的。
皇帝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竟然不光直减用度，而且从事被人看不清的商业贱业，百官还有何指责的？皇帝都没有像先帝成化皇帝那样霸占无数良田，占为皇庄，这已经算是贤明皇帝之典范。
做大臣的要知趣，非得逼迫皇帝盘剥农人才好吗？与商人争抢，总比盘剥农人百姓要好，这是朝中文官士大夫普遍的想法。
虽然也有几个家里有个商铺，或者有些经商的官员，认为皇帝经商挣得更多，但是毕竟这样的官员太少，声音不大，很快被湮灭于众声中。
毕竟在大明此时的阶段，士大夫普遍认为积攒财富的最好手段就是保有巨大的土地，而不是经商，经商那是贱业，而且风险极大，说不定哪天就血本无亏，君不见这几年跟风去开铁厂，办矿山的那些地主，个个都血本无亏吗？
正所谓经商有风险，入行需谨慎！
朱佑樘登基以来，大明看似沸沸扬扬，仿佛大明就要天下大乱，大明日报中，不是今天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有问题，但是百官对他的拥戴却空前高涨，为何？
盖因朱佑樘这个皇帝将百官之前朝廷拖欠的俸禄全部补发不说，还给全国的官员加薪，甚至是以前朝廷发给百官的交子也折价给他们兑换成了银元。
这一桩桩，无不彰显弘治皇帝是一位有担当的皇帝，一位爱臣如子的好皇帝。
如此的一位好皇帝，怎能不让百官拥戴，喜欢，所以皇帝朱佑樘偶尔的一些出格行为，百官也就视而不见，但是汪直此次的日本朝鲜之行，似乎触碰到了文官的底线。
或者说汪直此次行为明显超出了文官的容忍范围，一国之邦交那是大明文官干的事，教化番邦之国，应该用儒家士大夫之责，怎可让一宦官行虎狼之手段。
“启禀陛下，用武力威吓朝鲜，此乃财狼手段，我大明乃堂堂文明之国，岂可行此蛮夷之手段？”内阁次辅刘健率先忍不住，出列弹劾道。
“刘阁老此话，本人却不赞同了，在下想要问一问刘阁老，关于日本的《京都协定》，不知道您是否有异议？”汪直可不是温良恭顺之人，直接开口反驳道。
“这……日本，这些年，对大明不太恭顺，教训一二，也情有可原，但是让日本割让土地，却是有些过了。”刘健对于在日本签订的《京都协定》，虽然大抵有些不满，但是还能接受。
因为日本之前对大明就不太友好，教训一二，也是应该的，否则今后藩属国都会失去对大明的尊重。
刘健虽然喜欢用传统儒家治国，但他又不是那种腐儒老学究，他还是注重事功的，对大明有礼之事，他也会去做。
如今汪直在日本，只是对着他们京都放了一轮炮火，便让日本俯首称臣，并且每年还能从日本获得一百一十万两白银，如此有利大明之事，刘健他不可能昧着自己的良心反对。
只是刘健都不知道的是其实他的内心也是因为在日本获利颇丰，一年是一百一十万两白银，这相当于原来大明赋税的将近二十分之一。
不知道从几何时，大明官员也开始言利，大概是从朱佑樘登基开始的，朱佑樘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在大明日报上天天鼓吹大明税赋之难点，反思大明国力远甚前宋，疆域数倍前宋，人口和前宋相仿佛，为何赋税却只有前宋的四分之一？
假如大明有前宋的那般数量的税赋，大明可以干很多事，比如教育，说不定大明早已实现了少年人人都有书读的圣人畅想之理想国度。
经过朱佑樘通过大明日报潜移默化地改变，大明的官员也开始言利起来，他们也认可皇帝朱佑樘的话，如果大明有了钱，真的可以干很多，必然皇帝如今在做的，大明每个县都在不断的开办新的蒙小，每个县都有医院。
所以在对日，和对朝鲜这两件事上，刘健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在对日这件事上，虽然他感觉手段过于粗暴，但勉强能接受。
但是对朝鲜，他却持截然不同的意见，因为朝鲜之前一直对大明恭顺有佳，如今为了区区十万两白银，就让朝鲜对大明离心离德，实在是得不偿失。
“刘阁老，在下是否可以认为你是认可《京都协定》的，对吗？”汪直紧随其后追问道。
刘健算是标准的儒家君子，认可就是认可，便不会子口否认，只见他点头道：“不错，老夫认为，你在日本签订的《京都协定》，实乃大功一件，对我大明是有功的。”
“那，在下倒是有些奇怪，既然刘阁老认可《京都协定》，为什么要反对《汉城协定》？难道朝鲜跟日本不是一样的，都是大明藩属国？两份协定条款可是相差无几，相反《汉城协定》要求还有宽松一些，朝鲜割让给大明的耽罗岛原本是大明的，只是太祖交给朝鲜代管，但是朝鲜需要提供大明马匹两万匹，再看看朝鲜这些年是否有提供马匹？”汪直反驳道。
“怎可将朝鲜与日本相提并论，朝鲜自太祖始，便对大明恭顺有加，如今也不曾变心，如此恭顺之藩属国，我们若不问缘由，便对他武力威吓，今后大明的诚信何在，大明礼仪何在？”刘健接连发问道。
“既然朝鲜和日本同属大明藩属国，日本可以签署的协定，为什么朝鲜不可以签订，若是朝鲜不愿意签署，将来日本怎么想，难道要告诉日本，大明厚此薄彼吗，今后岂不是让日本再次对大明反复？”汪直反驳道。
被汪直这么一说，朝中大臣纷纷点头，确实如此，若是一碗水不端平，这容易引起日本的不满，这是让日本今后再找借口不朝贡日本。
为了一个朝鲜，失去一个日本，到底是值得呢还是不值？若是让朝鲜也签署一份协定，也许朝鲜会有所不满，但毕竟日本也签署了此协定，说不定朝鲜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但是绝不敢得罪大明。
如此能得两个藩属国之心，未尝不是一件可取之事。
“诸位爱卿，朕认为汪卿此次为我大明带回的两份协定，实乃解决我大明藩属国朝贡问题之典范。以前藩属国来我大明朝贡，我大明向来是薄来厚往，这让大明无故损失许多钱财。”朱佑樘开口道。
“也许有人会说，我大明乃堂堂大国，怎可与藩属小国斤斤计较，藩属小国不远万里来到我大明，对我大明表示恭敬，我们应该对其予以嘉奖，诸位认为如此才是大国之道，诸位以为然否？”
听到皇帝朱佑樘的提问，很多大臣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但是，朕认为不对，不对藩属小国斤斤计较，难道我们需要对大明自己的百姓子民斤斤计较吗？要知道我们发给藩属国的每一文钱都是从大明的亿兆百姓手中收上来的，我们对外少发一文，大明百姓手中便可以多一文，为大明亿兆百姓谋福祉，难道不是诸君之责？”朱佑樘开口道。
“在朕认为，大明的脸面那就是让全大明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而不是做隋炀帝，为了迎接外宾而在大街上挂丝绸，此乃打肿脸重胖子，朕不为也！”朱佑樘深情道。
听了朱佑樘的一番话，文武百官大受触动，为了大明些许脸面却去盘剥大明百姓，这与隋炀帝何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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