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在东南亚某国，丛林边缘的某个小镇上，创业者们来到了这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叶就已经存在的厂区。车间、仓库和宿舍大门上除了十年前粘贴的发黄封条，还有门框和门沿上零星但拥有层层网格的陈年蜘蛛网，蜘蛛网的主人对这些并不常见的人类也产生了一些好奇才会有的神经化学素。
在这个占地十来亩，实际总建筑面积不到两千平方米的厂区中，是十多年前邻国大厂已经淘汰十余年的老旧设备。这些设备中，甚至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便已经存在于史上的古董级机械。创业者们来到这里，就是要用这些早已被主流大厂们遗忘的“铁疙瘩”，加上本地几近文盲的普通工人，制造出十多年来本地的，文章中的字里行间总是将这样更大尺度的生育率下降趋势，仅仅片面的联系到数年和数十年间的某些国家政策。而今我们知道，这些政策仅能够在不大的范围内，影响短期的人口变化，也仅能左右短期内加速或减缓自然生育率或人口增长率的趋势。
在这里，突然想到一个二十至二十一世纪年间，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边际学派的论述，即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一个成规模的工厂或组织，将在边际成本等于平均可变成本时，选择停止生产。若将此概念套用在人类劳动和劳动对整体社会发展贡献的模型中，也许可以这样发展：在社会劳动力总量，或总劳动量区趋于稳定，或预期增长率也趋于稳定的条件下，供给劳动力的个体——即人类本身，会不断提升劳动力的单位产出以换取更大的货币报酬或收入，直至劳动所能得到的边际收益最终趋向于社会发展所需的总劳动量所能付出的平均单位劳动量的货币支出。
在此模型中，人类个体一生的劳动时间总量是基本恒定的，而人类个体用于提升边际产出与边际收入所需的时间，即人类个体作为工业或社会人格的总时间，与此个体用于个人生活和人类作为自然或生物个体活动所需要的总时间，二者形成的是此消彼长的零和竞争关系。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在人类社会走入工业革命期间的四百年里，人类总体的自然生育率总是处于下降趋势，表象即为一些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问题。而在二十二至二十五世纪，人类整体生育率又出现了报复性的增长，回到了十六世纪之前农耕时代的水平，那时全地球基本完成了全部能在此星球上能做到的技术突破，基本达到了卡尔达舍夫等级里的一型文明的水平。
若非后来顾兰兰博士意外发现将撞碎火星，火星碎片撞向地球并将让地球发生生物大灭绝的铁质小行星，人类并以此为契机发现星隧现象并开启宇宙探索的征程，也许人类在太阳系这个茧房中还将生活到天荒地老的那一天。若我们把太阳系比作一个光速构建的牢笼，不知道人类这种自称为智慧的生物在完成了十八世纪至二十三世纪的这次技术革新和工业革命后，是否会在后面的日子里迎来新的技术爆发点，而再次陷入发展、技术和人类生物属性本身的若干矛盾中？
人类，作为一种刚刚部分脱离原始自然生存条件不到一百万年的生物，试图改变上亿年基因和生物性赋予的若干习惯，谈何容易呢？只不过，对于生活的期许、惰情、恐惧和好奇可以驱使人类自发的改变自己，以来满足不断发展、不断脱离原始自然条件的生活条件。
上述全文摘抄自《人类宇宙开拓史》第三部，《社会、经济、政治学论述集》中相关条目的独立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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